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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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 1st 版 (2017年8月1日)

出版日期 ‏ : ‎ 2017年8月1日

品牌 ‏ : ‎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语言 ‏ : ‎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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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78—2016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24%，同发达国家一般年均增长3%—5%相比，约有4%—5%的超常增长，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超常增长在驾驭资本上有五个因素：一是国有经济管控*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保证了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州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等战略产业的发展；二是改革了国有企业体制，把一大批企业集团力推股份制改造与公司上市；三是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四是城市政府掌控城市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五是中国企业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资本化”机制，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本。

作者简介：

曹尔阶，研究员职称，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和理论研究。先后任：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高级顾问；中国建设银行投资调查部主任；还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投资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津贴的专家。
其主要著作有《资本是个好东西》(2012)、《新中国投资史纲》(1992)、《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与展望》(1994)等；曾主编和参与主编《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中国建设银行40年》、《建设项目评估》、《投资学教程》、《投资项目管理学》、《项目评估学》等。

目录：

引言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驾驭资本
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 002
二、习近平推进 “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 / 006
三、重新认识资本与拨乱反正 / 008
四、驾驭资本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 / 017
五、小康时期在宏观上的驾驭资本必须告别“穷管” / 018
六、中国的强势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 021
七、强势政府站上了“历史的终结”的位置 / 026
八、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一个驾驭资本的问题 / 027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了中国崛起
第二章 民间资本峰起壮大了非公有经济
第三章 城市政府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城市经济
第四章 从高速铁路谈到技术引进要保持主动权
第五章 金融改革：在市场经济中驾驭金融资本
第六章 资本运营：投资银行争夺货币和驾驭资本
第七章 农民工市民化和新的农村建设

编辑推荐：

1. 解析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过程，引领未来经济导向。
2. 作者长期在财政部、中国建设银行从事投资管理和理论研究，资深，专业。
3. 剖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新特点。
曹尔阶著《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是从政府和市场经济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现超常增长的。这是继2012年《资本是个好东西》之后对资本的*探索。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超常增长的？从根本上说，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明确方针。后来，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特别是29年前美国人福山一度把自由民主看作“历史的终结”, 有些沉迷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借着这股“西风”，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个“宏观调控下”，说它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畸形格局，质疑这是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争论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还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就严词批判“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总是担心会“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多次强调只能是“有限政府”。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轨迹，却发现有五个突出因素：
第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更主要的是对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如过去的“两弹一星”这类重大项目，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州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讯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中国修建了世界最好的高速铁路网，最的高速公路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铁，上海已经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铁，这是世界最长的城市地铁线。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我们的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和超级计算机一起，并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个评价，高屋建瓴，令人振奋。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革。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和并购，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邵宁说的，主要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由此推动了国退民进，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业，恰恰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机会。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民营经济的就业占全国的75％，成了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四个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国家政府 “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 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而是别出蹊径，通过成功地掌控了中国特色的城市资本，即利用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七通一平”（指“三通一平”再加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燃气或煤气）以及基础设施的资本，本书通称为城市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的竞争，驾驭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
第五个突出因素，是资本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能鼓励金融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的机制。
什么是“资本化”？资本化的真正奥秘就在于，如何把企业具有创造未来收入能力的资产，“开发”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资本。中国长期来资本极度短缺。1990年证券市场开放，正好有了一个“资本化”的机制，给企业和市场提供了一个在银行之外直接融资的机会，通过股市融资、*融资、资产证券化、私募和金融创新，成为分流银行资金的重要渠道。到2010年末，20年来累计为2000多家上市公司实现股本融资2.5万亿元，*融资2.9万亿元；募集投资基金2.51万亿元，合共近8万亿元。到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开放25周年，沪深两地已有上市公司2827家，总市值53.13万亿元。2016年度A股市值收于50.62亿元，沪深两市市值整体小幅缩水。人们习惯于把企业上市融资说成是“圈钱”。证券市场并不是“点石成金”，但由此具有了一个从市场上开发资本并能以较高的收益作为回报的机制，为经济的超常增长，增添了一个重要支柱。
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成功地运用强势政府，通过股份制改造，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发展了具有强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从无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功地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发展城市经济，从容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正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市场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