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20年3月26日)
出版日期 : 2018年8月1日
品牌 :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语言 : 简体中文
文件大小 : 6560 KB
引言 在中国古代，虽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同被正统文人拒于文学殿堂之外，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细加辨别，两者的生存处境还是有所不同。这正如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学人所概括的：“就唱曲与小说两者来看，在以往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觉得戏曲的价值，还比小说为高。”森《中国戏曲观念之改变与戏曲学之进步》，《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文人的参与，但通俗小说主要还是受市场推动和调节，相比之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却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戏曲成为他们诗酒之外的主要娱乐方式，成为他们寄托怀抱、抒写性情的一种艺术载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戏曲文献的积累较之通俗小说要丰厚得多。自明代中叶开始，戏曲的创作、演出、点评、刊刻及收藏就不断受到一些文人的重视，部分公私藏书目录也开始记载此类书籍。到了清代，有些文人甚至将戏曲作品收入个人的文集中刊刻传布，以期传世，关于戏曲的各类著述屡有出现，所有这些无不为后世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积累。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参与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收藏则着眼于宋元旧本，而不是戏曲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少有人会将此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有限，缺乏像治经史那样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著录、品评及校勘的阶段，“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戏曲史家钱南扬对此曾有十分精当的总结：“剧曲之学，肇始朱明，注释考订，往往浅陋不足观。清人学问，远迈前贤。惟目曲学为小技，经史百家而外，国学大师所不屑道。”钱南扬《戏剧概论》，《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在这种较为不利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自然也就谈不上出于学术目的对戏曲文献的有意搜集、整理和保存，戏曲文献散失的情况较为严重。 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戏曲研究始于维新变法后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界革命，在这场运动中，借助西方思想资源和救亡图存的特殊文化语境，戏曲、小说等民间通俗文艺受到空前的重视，社会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得以与诗文平起平坐，戏曲研究由此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基石是由王国维、吴梅、董康、姚华等人奠定的。较之传统曲学，这些学人的观照视角、研究方法及表述方式有着明显的变化，对文献资料的要求和使用也全然不同，他们的研究无所依傍，极具开拓性。由于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戏曲研究工作必须先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最为基础的工作开始。以王国维为例，在撰写《宋元戏曲考》之前，他从版本目录学着手，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著作，正是因为“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王国维才很这样自信地评述自己的研究：“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经典性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良好起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戏曲研究得到学术制度的保证及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在此背景下，作为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戏曲文献学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获得长足进展。数代研究者的努力构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戏曲文献学的良性发展，使戏曲研究得以在一个学术积累十分丰厚的坚实平台上进行。 二十世纪古代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体现着百年戏曲研究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决定着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在戏曲研究建立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对这项工作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伴随着戏曲研究的进程，对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及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也一直在进行中，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到叶德均的《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从俞琳的《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到吴书荫的《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五、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载《东方杂志》43卷7期（1947年）；俞琳《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戏曲研究》（第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都是对不同时期戏曲文献研究工作的总结，这些都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参考资料。 但不可讳言，这些文章还存在一些未尽如人意处，比如多是具体文献的排比罗列，还不够全面、细致和深入，限于客观条件，还缺少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正如吴书荫所言：“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戏曲文献史或戏曲文献论的专著，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这种缺憾也就为笔者提供了可以发挥的学术空间。“希望年轻的一代学人能尽快撰写出有分量的戏曲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对这门学科历史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新世纪的展望和贡献”同上。，前辈期望至殷，后生安敢懈怠。笔者不过是抛砖引玉，做些力所能及的前期工作，还期待大方之家的指教。
